一千米故乡

老 街

在我的字典里，故乡，常常是缩小的，很多时候它仅仅是一条狭窄的街道，是母亲的山歌、父亲的渔网、奶奶的小脚、爷爷的书房。

1975年的冬天，在那个百废待兴的时代，一个女孩出生在桂西驮娘江畔的一条老街。她的哭声很微弱，她知道自己来得不适宜，家里已经有两个男孩，很难分得出多余的粮食给她。可是，她还是跌跌撞撞活了下来。瘦瘦小小，眼睛明亮。她跟街面的青石板学数学，跟灰墙上的彩绘学绘画，在小雕窗的光影里区别旭日和夕阳，并通过门前的河流了解力学的美感，动与静的相爱与宿仇。

老街，街头到街尾，一千米。这是我成长的路，很短，也很长。

小学三年级，黑瘦的语文老师让我们写作文《我的家乡》。我第一次感觉到“家乡”这个词，但我毕竟底子薄，没读过多少书，也没见过什么世面，满腔热爱被这个庞大而沉重的字眼吓住了，憋了很久，也只是哆哆嗦嗦写下“我爱我的家乡，爱我的小街，它很美，美得不得了，美得举世无双”这样幼稚的句子。

往南，沿河，左拐，一千米，老榕树下，是我读书的小学初中。往北，沿田，下走，一千米，就是我的家。再蹚河，走山，一千米，就是我家的水田山地。

我的世界，一千米。

清至民国年间，小镇作为县城，曾是滇黔桂大马帮过境之地，也是滇黔桂土特产货物商品的集散地，同时，又是烟土水路运输、扩散的通道，工商业、手工业繁荣，民居密集，风光一时。当时水路畅通，滇黔粤及桂客商云集驮娘江畔的立新街开铺设店，商铺林立。沿江设有五个码头，立新街算得上是贸易、政治中心。最热闹时，曾有日泊千艘船、夜秉万盏灯的壮景。后来因为陆路畅通、撤县立镇、集市搬迁，才衰败下来。

立新街原先叫太平街或河街，“文革”期间为了响应“新时代”的到来，改名为立新街一直沿用至今。不过，那是官方称谓，我们当地都叫它老街。

老街沿驮娘江岸铺开，东西走向，街头到街尾，长一千米，宽五米，街面以加工过的长条青石板铺就，被岁月打磨得油光锃亮。两排明清老房子夹街门对门、窗对窗，房与房之间紧密相连，呈现一种同仇敌忾又相互监督的同盟关系。只可惜，靠江的下排在1968年特大洪水中被冲毁，只剩上排。上排房子一律坐北朝南，临水面山。山，不算太高，极目还可以看到山外的天。

房子呢，一律飞檐画墙、花窗红门、一排三间的格局，二进，三进，甚至四进。以前，这条街是整个镇上最有权势和商贾之气的一条街，它们临街开了一个门、一个窗子，就成了铺面。转过堂屋，后面是活色生香的市井日子。终日靠着躺椅晒太阳的老人、惹是生非的小孩，还有一个忙碌而唠叨的家庭主妇。

现在，铺面都成了住宅，每进住一户人家,两家甚至几家共用大门与后门。正屋为堂，两侧厢房为卧，一侧两房。房高，用木板隔出一层阁楼，装五谷杂粮。四世同堂的人家还可以当卧房。穿过堂屋，天井是浅的，屋檐是高的，葡萄架是绿的。老街的江湖气息消散，市井生活一如既往，街头哀乐，街尾喜宴，生生死死，稻稗混杂，明月高，清风长。

这些建筑，都上了岁数，有着巨大的长条石基、石墩、石槛。细密的凿痕，精致的花纹，端庄，却又带着欲语还休的妩媚。有些房子，进式幽深，建筑精致。是官宦、官厅、大户人家甚至是外省会馆旧邸，带有深宅大院的遗传，有一副官邸或乡绅的嘴脸，它们将等级垒进了一扇门一堵墙，那临了街的窗户就成了它们的脸面。普通人家的，原木窗户，不上色，直木条，简单。殷实大户的，用整条石块雕成梅花状的石窗，或者用十月木或樟木做窗户，漆上朱红，柱子有细细波浪线，窗沿刻着细长的花蔓，掺了点黄红颜料，显出大家闺秀的风致。

到了这个时候，每家的老木窗都灰尘斑斑，窗架子也掉了漆，半隐半现出朽旧的木色，窗内，幽幽暗，阳光，照进来不过一米。窗外,青碧的柚子树，叶子是新发的，花香浓郁，一阵风过来，柚子花，白莹莹，亮晶晶，飘落下来，闲闲散散，搭在路人肩头。

临街的房子外墙一律彩绘。也不知道古人到底用了什么材料，彩画百年不褪，线条栩栩如生。我家的画墙沿房子框出宽而长的白底，边框是藤条细花，内画着喜鹊花上闹春、仙人骑鹤、老叟对弈、童子侍茶、仕女竹下赏月。这些图案都是过往时光的收藏家，它们让那些时光，像一块块安静的金子，在青砖里幽幽泛光。